译者按：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回忆录《午夜日记》近日将由译林出版社独家翻译出版。本书的俄文本和英文本已在全球引起强烈震荡。在这部回忆录中，叶利钦首次披露了自己突然宣布辞职、频繁更换总理及如何挑选接班人等鲜为人知的内幕，特别是对他下台时的复杂心情做了详细的自白。对自己与死对头戈尔巴乔夫、与克林顿、与希拉克的关系，他也极尽坦诚，包括菜温斯基丑闻在内的许多神秘细节第一次完全曝光。 中文全译本于12月25日作为重头戏热烈登场。 （《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曹缦西张俊翔译，定价：28．80元）
伯明翰，英国，1998年，八国首脑高级会晤。
我们正在进行讨论，托尼·布莱尔突然“啪”地一声合上公文夹，说：“就这样吧。16点了，去体育场我肯定是来不及了，但至少要在电视上看足球赛。你们还不知道吧？今天是阿森纳队对纽卡斯尔队！英国锦标赛决赛。”
与会者对此完全理解。意大利、加拿大、德国的总理，日本的首相，美国、俄罗斯和法国的总统——大家一起站起身来，边走边谈，去看电视。
那天，我们好像没有来得及谈完我们的话题，足球赛更加重要。
至今，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忍俊不禁：在比赛期间，意大利总理罗曼诺·普罗蒂打趣托尼·布莱尔：“你看，托尼！这个球员那盎克鲁·撒克逊人的鼻子多漂亮！”要知道，现在英联邦最强的俱乐部里起主导作用的都是意大利人；布莱尔只是说了句笑话敷衍过去。
在布莱尔的背后，“舍尔帕人”（这是我们在高级会晤期间对国家领导人助理的称呼，他们通常是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继续默默无语地坐着，他恰好也在看足球赛。
我有意从这个场面开始讲述八国首脑高级会晤的情况，这是为了让读者感受到我们俱乐部的精神。要知道，“八国首脑会议”就是俱乐部，八个世界上最强大、工业最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非正式交往的俱乐部。
貌似无稽之谈，但这种俱乐部的精神和无拘无束的友好气氛恰恰就是所有国家的首脑一致竭力（如果不用“硬行”这个字眼）维护的“规则”。首脑人选有所变动，可是会议风格依旧，因为正是为了进行这种交往才于1975年开始了八国首脑会议，当时还只是六国首脑会议。
……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在壁炉边，待上半天，倾心交谈。此举的目的很快就一清二楚。这些俱乐部式的会晤渐渐地、年复一年地成为世界政治的手段。在这些会晤中，正是凭借自由的气氛、宽松的环境，各国首脑才能多少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讨论常规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不采用签署国际议定书的方式使相互的观点接近。
用以签署共同性文件或双边文件的惯常国际访问的程序非常严格。这类访问的日程安排由外交部在半年之前进行协商，大致在相同的期限内准备访问计划、准备大量文件——参考资料、讲话稿、方案……一切都事先做好安排，有严格的规定。
但是，世界发展极其迅速，因而不可能完全依赖于这种“长时间操作的”解决问题的机制。
八国首脑会议应运而生。会议日程安排紧凑，会议规模很小，而且……不对外公开。小型的代表团，绝对轻松自如的交谈，会晤中谈及的任何内容都不向广泛的舆论界公开，只需发布一个简短的联合公报。
现在谈一谈俄国如何被邀请、又为什么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俱乐部。
还在戈尔巴乔夫任苏联总统期间，他就说过七国首脑会议应当成为八国首脑会议。但是直到90年代，俄国才开始被邀参加高级会晤。起初，俄国是作为“特邀”佳宾，财政——经济问题仍然不让我们涉足。我觉得，在这里，许多人对“七加一”的模式相当满意，这不仅可以让俄国向他们靠拢，同时还让俄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参加考试的中学生。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我认为，既然邀请俄国，那么，在这里就不可能有任何双重的标准，我们或者是俱乐部的成员，或者不是。
1997年，在美国的丹佛，俄国首次取得享有与大家同等职权的地位；现在我们的代表团几乎参加所有的会议。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起作用的是此前几个月，在俄美赫尔辛基会谈期间，我就北约组织东扩问题表示了我们强硬的立场。我向全世界声明，这是一个错误，它会导致东西方新的对峙。不幸被我言中。
1997年3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内部紧张程度非常激烈的俄美两国首脑高级会晤期间，有一个细节令人难忘：克林顿坐在残疾人轮椅上来回走动——高级会晤前不久，他在台阶上滑倒，跟腱断了。
对我而言，这也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出访。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必须就北约组织问题进行辩论。
不久前，我刚刚做了心脏手术，大家都期待看见虚弱不堪的叶利钦和容光焕发的克林顿。突然间，美国总统却坐在轮椅上。我记得，我推着他走了几米，这个镜头播放到全世界，许多人回忆起战后的雅尔塔会议协议和也是坐在轮椅上的伟大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我觉得，克林顿对我决定稍稍推他几步感觉不太自在，但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这是一幅寓意很深的画面：不是健康的美国用轮椅载看病态的俄国；恰恰相反，是俄国在帮助美国。
比尔·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正是在他执政期间，美国的经济取得了深入人心的成就：近年来经济一直持续增长，美国成为强国之首。克林顿将国家带入计算机的新时代——拥有巨大的智力潜能，是无言的技术统治首领。
克林顿在国内似乎应当成为民族英雄，因为他实际上完成了在他之前谁也未能完成的所有任务，真正实现了20世纪下半叶几任美国总统的政治遗训——繁荣经济，同时给社会的贫苦阶层提供社会保障。这一切克林顿都做到了！……还能再期望什么？还能再要求什么？
……但是，真让人不可思议：美国人不是根据所有这些确凿无疑的成就，而是根据莫尼卡·莱温斯基事件来对待克林顿。
第二届总统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克林顿的信任率降至最低点。
这是近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遭受弹劾程序，幸好弹劾未能成立；但是，审讯总统，总统的出场成为社会的谈资。
对政界要人的评价就是如此。
社会透过巨大无比的放大镜审视你的一言一行，可不能犯错误！不能有不恰当的或者不正确的行为。处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他的任何错误，任何丑闻，人们都不可能谅解。
然而，被社会推举到国家机关首要位置上的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独立行为的能力。可是，选民中未必有人清楚，这种内在的自主权和独立性的反面就是错误，普普通通的人的错误。
从另一方面来说，克林顿的丑闻再次强调了一个普通的道理：遵守道德伦理法规是政治家头等重要的戒律，普通人无法接受他们的领导人也会被某种偶然的因素所控制这种情况。
参加总统竞选的人应当永远记住这一点。情况就是这样：活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他似乎又没有犯错误的权利！
比尔·克林顿曾经希望不让美国人民知道他和莫尼卡·莱温斯基的丑闻，而后他自己也承认，这是无法做到的。美国的道德（除此以外，还有司法机关）不能原谅他的一点正是他的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
要将美国和俄国的弹劾加以比较实际上并不可能，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
至于这两次弹劾的时间不约而同，我认为这是某种命运的安排，是给社会的某种警示：作为政治手段恣意玩弄的、含有敌意的说教会成为非常厉害的破坏性因素。
确实是破坏性因素，而不是建设性因素。
我们的左派议会首先把苏联的瓦解认定为俄国总统的罪过。但是，在意识形态烟幕的后面，和克林顿的情况一样，也是挟嫌报复。像对待克林顿一样，政界要人不能谅解我的强硬、坚定，归根到底是不能谅解我顽强地去实现既定目标。克林顿大大胜过自己的政治竞争对手，以至他们无计可施，只能玩弄另外一种政治手段——揭露和挑衅。我可以说，我们俄国的弹劾也是如此。
第一轮和第二轮的竞选统统失败之后，他们开始寻找各种方法消灭总统，寻找各种机会让他下台，将所有的罪名都加在他的身上：苏联的解体被宣称为“阴谋”；第一次车臣战争的错误被宣称为犯罪；经济中的困难则是“俄罗斯民族的种族灭绝”。我的一言一行，身体方面的所有问题，从心脏手术到支气管炎，统统成为掀起政治大闹剧的理由，成为杜马捣乱行为的借口。
我想，历史终究会还事物的真实面目，会对所有的人做出公正的评价。
不论是对我的弹劾，还是对克林顿的弹劾，在我国，在美国，某种程度上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转折点。
看似完全不同的国家，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社会道德，完全不同的历史，但是，就在这种迥然不同的背景下共同的规律依然生效。
在新的世纪，新的2000年即将来临之际，公开性、言论自由和群众性的交往正在把当今社会变得极其公开，极其透明。国家首脑如果希望保持自己的地位，希望进行卓有成效的政治活动，他就必须接受所有的挑战，应当直率地、坦诚地回答所有问题。即便社会舆论试图干涉他的私生活，他也必须如此；即便遭遇这些令人头疼的冲突，总统依然应该拿出勇气，表现出人格的尊严。我觉得，最终克林顿正是这样做的。
现在我想说说别的情况。
我记得我和克林顿最初几次会晤的情景。这个总是面带微笑的年轻人让我十分震惊：他强壮、漂亮、精力充沛。对我来说，克林顿是政界新一代的代表，是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没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阴森之战的未来的代表。
我知道，与我私人的接触对于克林顿来说也极为重要。在他看来，正是由于我的政治举措，美国的主要危险才得以消除。克林顿打算迎合我的做法。在这之前的各届美国总统从未如此频繁地访问莫斯科，从未与我国领导人进行如此引人入胜的谈判，从未尽力向我们提供如此规模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正如克林顿所说，今后也未必再有。）
有时，我和克林顿觉得，在我们的会晤中正在孕育某种新的世界秩序，孕育整个宇宙的新的未来。
不，这不是错觉。但是，生活更加复杂，复杂得多。
事实表明，远非所有的民主法规在俄国都能立即被接受，成为习尚。社会对民主财富的适应过程比90年代初所感觉的情况更艰难、更痛苦。
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出，俄国和美国绝非对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复杂的冲突都持相同的看法，我们完全可能有截然不同的利益，因而必须清醒地对待这一问题。
而国际金融组织的帮助并不能在我国创造用以发展经济的条件。
……经历了90年代初的幻想之后，每一个这种新的认识都使俄国社会几乎陷入精神压抑的状态。
随后，美国人在俄国问题上的欣喜之情也已消失。他们采用有针对性的报道方式，让我们在普通人的眼中渐渐变成一个强盗国家、贪污腐化者的国家。在这方面协同出力的还有那些在美国对白宫“亲俄”政策不满的人和那些在俄国竭力反对克里姆林宫的人。
俄美对话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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